作者：慕峰
來源：太陽照常升起（ID：Thesun_also_rise）
從民眾對互聯網經濟的熱衷、支持，到政府寄予厚望、加以扶持，再到遭受普遍的質疑、批評乃至痛罵，不過匆匆數年時間。問題究竟在哪里？如果我們只將眼光局限于電商售假、網約車殞命，甚至我們只將眼光局限于資本補貼、監管不力，都不足以認識到中國互聯網經濟問題的實質，也無助于作出深刻的反思。本文的目的，在于提供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去分析中國互聯網經濟各類問題的根源。
這不是一篇適合快讀的文章，希望讀者稍有耐心，應該能解答你心中多年的疑惑。
一、科技進步與經濟結構的歷史關系
科技進步從整體上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但對一個社會的某個具體時點而言，卻很難說清利弊。互聯網技術的普遍應用是否時時處處有益，現實正在給出答案。在開始討論中國的互聯網經濟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歷史。
1725年，農業革命在英國出現，糧食的數量和質量大幅提升，大量人口從農業轉出的條件開始具備。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后，冗余農業人口轉為工業勞動力，由于已完成農業革命，英國在一段時期內不存在糧食負擔。工業革命導致的交通變革，擴大了市場。與之同步發生的醫療衛生革命，形成了城市衛生系統，抗生素的發明和免疫的推廣，在糧食充足的基礎上，大幅提高了人均壽命，也因此提升了工業勞動力的壽命，促進了工業革命進一步發展。工業產品領先優勢所帶來的高額利潤，反過來又繼續促進農業和醫療衛生領域的進步。這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英國的故事。
整個西歐的發展都是沿著英國的次序往前。但在亞洲、非洲、南美等地，卻并非按照“農業革命—工業（交通）革命—醫療衛生革命”的次序來進行。富國強兵的愿望沒有任何問題，所以后發國家基本無例外的優先選擇引入先發國家的工業技術、醫療衛生技術，因為工業上不追趕，那將一直面臨以低價農產品換取高價工業品的命運。因此，在整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除了已按次序完成工業革命的歐美發達國家之外，其他處于“追趕”狀態的農業國，都是在沒有完成農業革命的狀態下，直接進入到工業化追趕和醫療衛生技術普遍使用的階段。
這就導致了兩個巨大的問題：一是工業化人口不足，為了“彎道超車”實現工業化，必須將部分農業人口強行遷至工業領域，而在農業革命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就導致一個時期農業生產力的嚴重不足，一邊工業化一邊餓肚皮，這是20世紀初全球很多國家的常態，也出現了普遍的社會矛盾，甚至成為戰爭的原因。二是醫療衛生系統和技術的引入，為后發國家帶來了人均壽命的普遍提升，這對糧食需求又構成更大壓力，在糧食本已不足的情況下，人口爆炸卻開始了。
工業化的技術是需要從先發國家引入的，這就需要農業國以大量價格低廉的農產品出口換來少量的工業技術。這時有兩個選擇，一是選擇外債，這就淪入債務國狀態，例如南美；二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農業革命尚未完成時去補貼整個工業化，這就必然形成對農業的剪刀差，例如中俄。所以在南美，外債負擔是常態；而在中俄，外債負擔沒有南美那么大，但農村、農業問題突出。計劃經濟模式的選擇與后發自力更生基礎上的工業化是緊密相關的。工業化完成后，農業仍是局限所在，這要持續到本國的農業革命完成，直到農業技術有實質提升，基本解決了糧食問題，整個國民經濟才趨于正軌。這就是蘇聯模式下的計劃經濟歷史。
后發國家的工業化歷史，非常形象的說明，外來科技的沖擊力是非常強的，一是后發國家不得不跟隨，因為創新的技術和產品是稀缺資源，具有高附加值；二是要跟隨發展就會有高昂的付出。直接引入外來科技雖然可以帶動本國在某些領域快速發展，但尚未發展的那些部分，仍將掣肘未來發展。所謂“彎道超車”，最終是一種補貼或者取舍狀態下的局部追趕或超越，長期來看，那些“局部之外的部分”，正是未來的局限性所在。今天欠的債，以后總是要還的。正如今天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無論從連接數量、使用人群和覆蓋面來講都堪稱全球領先，但技術本身不會帶來全方位的進步，以往的問題仍然存在，很多看似新的問題，說到底，仍然是遺留問題。
二、經濟結構失衡下
“彎道超車”的中國互聯網經濟
2008年，是中國經濟的分水嶺，也是中國互聯網經濟和傳統實體經濟的分水嶺。由于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基建地產的過度依賴，導致08年金融危機沖擊下，中國直接的政策選擇就是繼續以基建、地產拉動。資金大舉投入到本已過剩的行業，金融與地產基建繼續捆綁，短期不但抑制了經濟下滑，還帶來了小陽春。但后果是，除了部分眼光長遠的地區，全國范圍來看，本應開始的經濟結構調整未能堅持，本應在創新上繼續積累發力的制造業，要么缺乏相應的資金來源，要么被短期價格引導跑偏。
2008年是中國互聯網經濟非常關鍵的年份。2008年的外部沖擊與內部經濟結構的失衡，抑制了制造業升級。政策層面對于就業的擔憂，為互聯網經濟擴張帶來了意外的空間。而大量的基建投入為今后十年的互聯網紅利奠定了基礎。
2008年開始對基建的大筆投入，在未來十年中不斷提升互聯網經濟所依賴的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水平
2008年的電信業改革，開啟了寬帶網絡的大門，大規模的基站建設，為互聯網經濟打下了堅實的網絡基礎（點擊查看大圖）
同時，2008年開始的快速城市化，導致大中城市公共交通、教育和醫療資源在未來十年出現嚴重不足，為互聯網線下平臺模式的推開提供了契機。而在金融危機的短暫打擊之后，2008年過后開始持續走高的地價和房價（無論是住宅還是商業地產價格），擠壓了制造業的利潤空間，中低端制造業通過賣場獲得的利潤越來越薄，傳統賣場的利潤也越來越薄，中低端制造業逐漸喪失了向中高端轉型的機遇，最終轉向電商，以規模求生存。
在2008年之前，中國的互聯網仍然是以傳統線上業務為主的，主要是靠游戲和廣告。在2008年之后，伴隨著公共交通、基礎網絡的發展和互聯網用戶數的直線上升，阿里和京東迅速擴張，電商平臺成為互聯網企業打通線上與線下的開端。從數據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變化：2007年，淘寶全年的交易額是人民幣433億元，而2008年僅上半年，就超過人民幣413億元，等到了2017年，這個數字已經突破3.77萬億。基建的完善為物流提供了基礎，因外需乏力和地產經濟擠出效應所導致的制造業不振，使得大量原有的制造業勞動力成為冗余，為快遞、倉儲等行業提供了大量勞力資源。電商產品的山寨化，對知識產權的漠視，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在信貸泡沫之下，大量實業主轉向證券和房地產投資，進一步提升了實體經濟的成本。此后，以58、趕集、美團、大眾點評為代表的服務類平臺興起，對應滿足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家政、餐飲、娛樂需求。滴滴則壟斷了汽車出行市場。甚至連幾乎找不到未來利潤方向的共享單車，也成了新時代的“四大發明”。
為什么中國互聯網經濟的各個細分領域都快速實現了壟斷？固然有網絡效應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低質競爭下的趨同性，和資本套現需求的短期性。這種壟斷能夠帶來高附加值的利潤嗎？很難講。所有發達國家，無論是歐美還是東亞，金融、法律、教育等高端服務業才是服務行業的高附加值亮點，低附加值的消費類服務業是整個GDP增速的拖累。在高收入國家，消費類服務業的快速擴張一般是出現在“去工業化”之后，也就是制造業占就業份額出現峰值過后，隨著制造業科技創新能力的大幅提升，出現產業鏈中勞動力密集部分的跨境外包和自動化替代，本國原有的制造業勞動力才會過渡到零售、餐飲等低附加值的消費類行業中，從而解決科技創新所導致的冗余勞動力問題。最早開始去工業化的是美國和英國，分別在1953年和1955年，當時制造業占就業份額的峰值分別達到26.4%和35.9%。日本、臺灣地區和韓國分別在1973年、1987年和1989年開始去工業化，制造業占就業份額的峰值分別達到26.2%、35.2%和28.7%（參閱Barry Eichengreen、Dwight H. Perkins及申寬浩合著的From Miracle to Maturity——The Growth of the Korean Economy）。
制造業就業份額占比達到峰值并不意味著制造業停止發展，正相反，達到峰值往往意味著本國制造業發展到一定高度，對勞動力需求開始減少。對后發國家而言，這個峰值的出現意味著制造業追趕階段的結束，要么選擇走向自我創新，邁向全球行業引領的高附加值區域（也就是任正非所講的“無人區”）；要么選擇繼續跟隨，最終難以擺脫被他人主導的命運。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臺灣地區，正是在制造業和高科技領域的堅持，才在制造業峰值期實現了汽車、船舶、半導體、醫藥等高附加值行業的全球領先。在制造業創新引領的過程中，冗余勞動力轉向低附加值行業不可避免，這是導致高收入國家整體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進入這個階段后，如何提升制造業中高科技產業（也就是高附加值產業）和整個服務業的生產效率，是維持經濟增長的關鍵。
可是對于中國而言，制造業頂峰是否已經達到？與東亞發達經濟體不同，中國是在經濟結構未能及時調整、長期失衡，遭遇國際金融沖擊、外需放緩，同時又經歷了內部地產經濟高度負債，以及在制造業，尤其是高科技行業普遍尚未實現全球創新引領的前提下，經由資本大規模補貼的互聯網平臺驅動，實現了大量勞動力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的。這種轉移，直接來講是應對08年危機的產物，而不是制造業發展到頂峰的結果。它為解決危機中棘手的就業問題提供了幫助，如果沒有這部分規模化服務業的承接，那么在全球外需放緩的情況下，這部分冗余勞動力的就業會出現問題。但另方面，這種互聯網平臺的承接，解決了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了嗎？這樣的互聯網經濟能夠稱為高附加值的新經濟嗎？
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并未解決，否則就不用再三強調改革了。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主要在于無論是農業、工業還是新興科技如ICT領域，站在全球的視角看，大都沒有進入高附加值階段，在全球產業鏈長期處于中低端。而在階段性信貸寬松的背景下，資金不斷空轉套利，低端產能卻在不斷堆積，債務不斷擴大。這些問題十年前如此，延續至今。
中國大陸的發展路徑與日韓新臺類似，都是政策主導下的產業追趕，也就是所謂“東亞模式”。但日韓新臺的成功在于，受制于自身資源的有限性，在通過技術引進和模仿，追趕到一定階段后，為了維持外向型經濟和應對全球競爭，或主動、或不得以的走上了自主創新的道路，這種創新大到汽車、船舶，小到鉚釘、芯片。當最終突破了創新領域的高附加值部分，才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行列。中國大陸所欠缺的，或者說近十年來都在經歷的，正是這樣一個十分關鍵的階段。因此，當中國的互聯網經濟在大量的贊譽聲中“彎道超車”時，在中國制造業尚未達到頂峰就開啟服務業轉向的大門時，那些曾經的局限性，曾經導致經濟結構不平衡的因素，一個也沒有減少。很顯然，互聯網經濟不能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的互聯網經濟是非常典型的平臺模式。互聯網作為信息技術的應用，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并非只能通過這種模式。信息革命對整個經濟形態的重塑，對農業、制造業以及服務業的影響，顯然不可能只局限于平臺模式。平臺模式之所以在中國成為互聯網經濟的典型甚至幾乎唯一的模式，正是由于它在承接制造業勞動力轉移的基礎上，契合了低附加值行業的規模化需求，具體而言，就是擴大了低附加值工業制品的消費規模（也就是將廉價產品通過網絡賣給更多的人），以及實現了低附加值服務業的規模化效應（家政、餐飲、外賣和出行等），而這些工業制品和服務行業的利潤率其實是非常低的，規模化并不能直接改善其利潤率。尤其是當在互聯網平臺上的流量獲客成本越來越高，互聯網平臺逐漸成為選擇產品的最主要渠道時，平臺對這些低附加值行業的盤剝還會進一步加重。而在其他很多領域，受限于制造業基礎的薄弱，信息技術對生產率和利潤率提升的貢獻甚微，在高附加值產業類型本身就十分有限的前提下，信息技術連與高附加值產業結合的前提都不存在，談何以信息化促進創新？
我們如果能夠充分理解，中國的互聯網平臺經濟，其實只是在基礎網絡、公共交通這些堪稱舉國投入的基礎上，通過網絡平臺實現了本國低附加值工業制成品和服務業的規模化，那么我們會非常清醒的認識到，互聯網平臺模式本身不會帶來真正的高附加值創新。當然，在部分一二線城市消費需求升級的引導下，平臺企業只需要引入境外的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就可以維持自己的“供給”地位。
最終，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本國低附加值產業規模化所產生的大部分收益，是由平臺去獲取的，也就是說，在歷次資本補貼大戰后形成的各大平臺，對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的正向影響，也即對經濟結構失衡的調整作用，是極其有限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由于金融資本的廣泛介入，將規模化低附加值行業的平臺模式包裝成各種“革命性創新”，通過各種政策加持甚至財政補貼，最終在資本市場套現獲利，這種經濟形態讓整個社會的資金分配進一步扭曲。本該投入到高附加值創新領域的資金，本該持續投入的產業創新資本，卻在互聯網平臺模式的上市套現預期中跑偏。長遠看，這與繼續投入地產領域能有多大本質區別呢？而低附加值工業品的惡性競爭，繼續造成對知識產權的不尊重，從而使這個關鍵階段所需的資本，不能進入它應該進入的創新需求領域。劣幣繼續驅逐良幣。
中國電商與美國電商生態最大的區別，不在于GMV的數額，也不在于利潤的差異，更不在于能否用無人機或無人車送貨，而在于這些電商平臺背后那些制造業主和服務業主，乃至那些今天仍有工作機會的快遞小哥在未來的生存狀態。
我們沒有必要去否認今天中國互聯網經濟的現實價值，但它的確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偉大和強大，更不要將各領域的創新重任寄希望于由它們來承擔。平臺本身只是一個規模化的工具，并不具有任何方向性，也不配擁有非常高的估值。以金融資本堆積出的所謂“創新企業”，最終將在金融短周期收尾時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在可預見的未來，正在進行的金融去杠桿，將對互聯網企業的價值重估，產生直接而重要的影響。
三、互聯網平臺經濟的問題及其成因
今天中國的互聯網平臺經濟，十分類似于一種自由放任的經濟形態。這種自由放任，導致工業時代已經形成并被普遍遵循的重要市場規范和制度，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市場經濟法治基礎的制度，包括勞工保護、消費者權益保障、產品質量保障、知識產權保護、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等，統統都歸于無效。站在今天，我們絲毫不能理解在一個擁有《反壟斷法》的國度，幾家互聯網企業是如何在短短兩三年時間之內就壟斷整個網約車出行市場的；也絲毫不明白，在一個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國度，如何才能在不出人命的前提下，就能使一個壟斷平臺刪除跟自己有關的不良信息；更加不明白，在一個立志要自主創新的國度，如何才能以足夠低的成本，將山寨仿冒品驅逐出平臺企業的銷售頁面。消費者因得不到救濟而痛罵平臺，平臺卻說這都是因為政府監管不到位，責任在政府而不在企業。
互聯網平臺的諸多問題，是因為低附加值規模化在今天仍然是平臺經濟賴以生存的基礎，因此維持規模化的“量”，要遠比追求高附加值的“質”更為重要。作為平臺一方，如果要分享高附加值的利潤，直接引入境外優質商品或者服務資源顯然要比等待本國質量提升更為便捷和快速，所以跨境電商對關稅減免的訴求其實比特朗普的內心還要急迫。但畢竟本國低質低價的產品和服務才是平臺現金流的根基，如果以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去驅逐山寨，那么規模化就會遭受打擊。所以理性的選擇應是怎樣？
在這個生態鏈之下，無論是工業制成品還是現場服務的提供者，一方面要受到消費者的苛責，因為產品質量責任和消費者權益保護責任更多的仍然是落在這些制造業者和服務從業人員頭上，另方面他們還要受到壟斷平臺的盤剝。在平臺趨于壟斷后，不只是消費者失去了選擇權，制造商和服務從業人員也失去了選擇權。
在任何一個時代，在市場中居于優勢地位者，都會成為自由放任主義的擁躉，而居于市場優勢地位者，總會以類似“法無禁止即可為”這樣的自由主義觀點，猛烈的抨擊傳統制度在抑制“創新”，進而去突破傳統的制度。但我們細察歷史，會發現自由放任總是與社會的自我保護機制相伴相生，而所謂純正的“自由放任”，則世所罕見。Carl Polanyi，在其歷久彌新的巨著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中指出，“社會會保護自己，以對抗自律性市場所具有的危害”。當時“人吃人”的圈地運動者，正是代表所謂“先進生產力”的新興商人階層，而反對圈地運動、保護社會底層的，卻是代表封建落后的都鐸王室和早期的斯圖亞特王室。Polanyi直言，“一般而言，進步是必須以社會變動的代價來換取的。如果變動的速度太快，社會就會在變動的過程中瓦解”，“變遷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亞于變遷本身的方向；雖然后者經常并不由我們的主觀意愿來決定，而我們所能忍受的變遷速度卻允許由我們來決定”。
從工業革命開始，不斷興起的工人運動、消費者運動、產品質量運動乃至環保運動，都是社會自發矯正以資本利潤為目標的自由市場機制所導致惡果的表現，而相關領域的立法和制度，則是工業化時期人類文明的碩果。這些維系市場與社會關系的制度，深深的嵌入了市場經濟的骨髓。而反不正當競爭、反壟斷和知識產權保護，則與前述制度一起，構成了目前所有發達國家擁有的市場法治根基，由此塑造了一個嚴厲規則下的高效市場經濟模式。
今天中國的互聯網平臺經濟，能從所有已知的重要制度中抽離出來，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平臺”，并非最終的產品和服務提供者，不認為自己應當承擔“平臺”以外更多的責任。但社會發展的現實卻是，今天整個經濟正是圍繞“平臺”而展開。平臺可以篩選產品和服務提供者、可以篩選消費者、甚至可以替消費者篩選產品。但平臺兩端的人們，卻無法選擇離開平臺。Who is the big brother? 直到有一天，當所有人認為需要去改變平臺時，平臺會告訴政府，所有改變都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包括經濟的下滑和大量的失業，too complicated to change。
既然平臺還只是低附加值產業規模化的工具，既然平臺本身不會帶來高附加值的創新，既然平臺無法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既然平臺為了私利不斷的破壞本就建立不易的各種市場規則和社會保護機制，我們為什么還要忍耐？如何將勞工保護、消費者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產品質量保障、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制度深深的嵌入到互聯網經濟之中，是今天所有法律人和立法者的現實課題。
反思整個互聯網經濟，并不在于批評大而強者，而在于更深刻的理解我們無法依靠互聯網企業去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向高附加值產業邁進，就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們無法理解信息技術需要作用于各個具體產業和行業才有意義，如果我們無法理解互聯網經濟的“彎道超車”只是在實現低附加值產業的規模化，如果我們無法理解曾經的局限性不會因為某個領域的資本大規模介入就發生全方位的質變，如果我們再不重視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再不重視制造業升級的重要性，再將希望寄托于“互聯網”，那么我們離老齡化下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只有一步之遙。
